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作主题演讲

　　2008年10月25日上午，“南风窗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中国制造的挑战与未来”在浙江绍兴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刘伟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了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绍兴《南风窗》杂志主办的论坛上讨论问题，收获很大，我围绕产业结构和制造业发展的题目谈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良性变化？第二个问题：结构变化和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到底有什么依赖关系？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结构变化下一步战略重点是怎样？具有怎样的选择空间？第四个问题：实践结构变化当中在体制上应当做什么？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当做什么？

　　30年中国经济从总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去年29年平均经济增长9.8%的速度，使GDP总量按照可比价格算增长了15倍，人均水平增长了10.9倍，我们国家从济贫落后的经济，吃不饱饭，到现在是初步小康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产业结构从当年20%多下降到现在11%；第二产业制造业从当时的46、47%，经过运动和波动到了去年占48%左右，基本稳定；变化比较大的是第三产业从当时23%上升到现在超过40%。结构变化含义是什么？如果GDP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结构方面则是国民经济怎样的质量变化，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和变化，这样持续算上今年如果低于9%，中国创造了奇迹，日本曾经达到，中国今年不低于9%，我们创造了记录。

　　中国要持续高速增长根本在于保证增长的高质量

　　30年还能不能有良性的结构变化？最近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主要就是通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自主分析研究，准确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还有一个非常早的理论敏感，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论敏感？他当时通过1995年之前东亚经济发展，包括中国金融危机的研究，发现东方企业喜欢间接投资，由政府掌握，政府制订系统的产业政策，要求银行家一定要贯彻政策，如果不贯彻，一定要谈明白为止，回去贯彻政府的金融政策，派政府官员去指导。企业家依赖于银行，银行听取政府，服从产业政策，银行劝说政府，易滋生行贿。最稀缺的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分配，而是按照腐败原则分配，一旦到了金融过于膨胀，便开始收紧银根，抓住一批贪官。

      这个逻辑背后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不按照效率原则，按照腐败原则，包括这次的次贷危机是一样的道理，为了刺激发展，特别是格林斯潘运用货币政策，降低成本，不断降低利息率，通过降低利息率，在原来的水平上不合格不可行的项目，现在变成了有利可图的项目，这种政策支持下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前提不断降低投资的质量，不断降低资产竞争能力和水平，到一定程度，依赖成本各方面提高，原来大量合格的项目一夜之间可以变成不合格，不可行，由此酿成了大量的泡沫。

      如何实现增长的高质量，而不是简单的推进它的数量扩张，这是回答全球，包括中国能不能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也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摆脱所谓金融危机的根本。中国的高速增长在过去多大程度上靠效率提高？多大程度上靠要素扩大？学者通过很多工作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如同东亚奇迹一样，很难经济的极限，主要也是靠要素投入扩大，而不是靠要素经济提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讨论，理论上有说服力，但是有局限。第一用的资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从1998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全要素概念理解当中排除了资本，而资本本身应该包含经济基础，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因此中国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和良性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转变，是不是从投入过大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很难维持。

　　要提高增长效率关键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第二个问题：如果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效率，非常重要的一个(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也就是说调整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使结构效率的提高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有效的动力。

    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业本身的结构变化；一个是城乡经济的结构变化；一个是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结构按照经济成长的内在逻辑顺向提高，提高水平都会在极大的空间上扩张就业动力。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结构的巨大贡献有两个要件满足：一个是结构变化的过程最好是遵循市场效应的过程，千万不要人为行政的否定市场功能和作用，否则市场行政性提拔的经济高度，叫做虚高，是假的，早晚一天要回来。

    1958年中国大跃进，推动工业化和投资化，大量钢铁，当时一下子到50%以上，不到几年几千万的工人赶回去，破铜烂铁全部扔了，这是虚高，而不是产业结构的提升，市场应当成为结构调整的基础性的力量，而不是行政；第二行政提升不要建立在成本提升的基础上，象增长方式的转变除了一般微观上效率提高以外，从宏观层面上非常大的任务是转变经济结构，结构带来的效益比微观带来的效益还要大，结构产生的风险比微观产生的损害不知道要多少倍。

　　2010年之前中国增长势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第三个问题：中国现在发展阶段下，结构进一步演变的选择空间在哪里？

　　我就一个总体趋势做一个判断，中国现在的发展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美国是4000万多，中国人均指数相当于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有1.9亿的外汇储备，中国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工业化没有完成，市场化没有完成，城市化、国际化没有完成，信息化没有完成，但是无论是什么都进入了加速时期，这样一种体制和发展阶段，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会出现疲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70年，美国49年，日本战后29年，韩国、新加坡也有24、25年，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29年。但是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在这个阶段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中国前30年享受了这样快速增长，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到201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2030年全面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增长的势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我们作过大量分析和研究，国内国外没有人怀疑中国在这个时候，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中断持续发展的势头。有人说今年9%是不是低了？我们告诉大家1998年-2000年，中国平均增长7.3%，不算低，长期高速增长的趋势，实现这个趋势只有周期性的波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时，在这个天时的过程中，我们的结构变化趋势是什么？正好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以重化工，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动力工业，社会基础，社会现行资本行业，相信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建筑。这是一个规律，是经济史的内在逻辑，这也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怎样实现高速增长中的结构变化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实现高速增长当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在体制上，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角色不一样，使用的政策手段不一样，能够操作的政策领域、空间领域不一样。比如说中央政府在总供给、总需求方面有措施，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面前更多的是运用供给措施，对需求方面的政策作用非常不确定，比如绍兴政府提高绍兴人的收入，提高了购买力，提高了以后他们就一定买绍兴人的东西？不一定，可能去上海和北京消费，刺激了当地的经济，不一定形成当地的购买力。如果当地政府减轻赋税，从生产供给环境方面提高服务，受益的还是当地政府。

      中央政策可以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货币关系不大，可能更能够作用的是财政政策，降低成本的发展和提高预期收益率发展，可能地方政府应当提高预期收益率，降低成本，通过努力降低当地的土地，甚至通过贴息，鼓励各种投资，这个前提是降低进入当地资产和投资项目的质量，以次为前提，质量低，需求大，泡沫大，价格高，一旦紧缩的时候不但影响当地，还影响将来，对将来真正发展的人铸成了泡沫。地方政府吸引外资靠自主创新，提高竞争力，提高预期收益率来消化市场投资等等。相信中国有这个天时，有各方面的干预，有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支持，奥运会非常成功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社会道德力量集中在一起，没有办不成的事。